编者按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新发展阶段锚定农业强国目标、系统部署“三农”重点任务的纲领性文件,为应对农业农村领域的新挑战、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根本遵循。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组织专家围绕文件核心部署展开深度解读,从土地延包、农村土地资源盘活等底线任务切入,聚焦乡村要素流动、宜居宜业乡村“建、管、营”长效机制等关键议题,深入剖析如何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以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建设,更从文化新质生产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到民生保障体系等维度,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路径参考,为破解“三农”难题、激活发展动能提供智力支撑。
锚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张兵兵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农业发展指明方向,成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着力点。锚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需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第一,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创新基础。强化农业基础研究,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前沿领域,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技术研发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针对区域需求研发适宜的种植养殖、农机装备与病虫害防控技术。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第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培育懂技术、会经营的推广人才,构建高效转化推广体系。优化成果评价机制,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标准,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农村一线服务。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支持等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成果转化,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提升转化效率与效益。
第三,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发展格局。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生产端引导各地根据气候、土壤条件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与加工产业,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生活端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财政引导、金融创新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农民培训,提升科技素质与经营能力,使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
以科学政绩观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杨建国
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6年1月3日)明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聚焦重点任务,完善考核方式,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科学政绩观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首先树立并践行符合乡村振兴规律的科学政绩观,以此为新时代乡村工作的总抓手,统筹治理资源,优化治理行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行稳致远。
一、树立科学政绩观引领乡村治理的重要意蕴
其一,科学政绩观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体现。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增进农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科学的政绩观要求将农民满意度、获得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核心标准,确保治理方向始终与农民需求同频共振,避免脱离实际、背离民心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其二,科学政绩观是破解农村复杂治理难题的内在要求。当前,乡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深刻变革,基层治理面临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问题复杂化等多重挑战。唯有秉持科学的政绩观,才能超越短期利益和局部考量,以系统思维和长远眼光,统筹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保护与开发,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其三,科学政绩观是驱动农村工作方式创新的关键动力。它要求从注重“硬件”投入转向“软硬兼施”,从行政命令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治,从“一刀切”管理转向精准化服务。这必然推动治理理念、体制机制、技术手段的全面革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持续动能。其四,科学政绩观是保障乡村振兴可持续性的战略基石。乡村振兴是长期历史任务,切记急功近利。科学政绩观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注重夯实基础、久久为功,有利于引导各级干部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保障乡村振兴蓝图一绘到底,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走深走实。
二、当前政绩观偏差引致的乡村治理现实困境
一是“重显绩、轻潜绩”,导致基础性工作薄弱。在一些地方的具体实践中,将资源过度倾斜于易出形象、快见成效的领域,如村庄外观整治、标志性项目建设等,而对乡村文化建设、基层组织能力培育、农民内生动力激发等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工作投入不足,影响治理根基的稳固。
二是“重指标、轻实效”,引发基层形式主义困局。在考核压力下,部分地方将治理简化为对量化指标的追逐,甚至出现“数据美化”、材料“造景”等现象。如片面追求“数字下乡”的覆盖率,忽视实际应用效果;追求矛盾调解的“案结事了”数量,忽视实质化解与社会关系修复等,导致基层治理悬浮于表面。
三是“重统一、轻差异”,削弱基层治理的精准性。目前我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村情差异很大。一些地方常常忽视不同乡村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盲目套用固定模式或“成功经验”,推行“标准化”治理方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仅难以解决该地方的实际问题,还可能破坏乡村原有的社会生态和内生秩序。四是“重管理、轻服务”,影响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一些基层政府仍习惯于行政命令和管控思维,将农民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而非参与治理的主体。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错位,民主协商、社会参与渠道不畅,抑制了农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难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三、以科学政绩观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第一,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校准治理“指挥棒”。改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涵盖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文化繁荣、组织建设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大幅增加农民评价权重,引入第三方评估,注重考核乡村振兴的长期效益和可持续性。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实行差异化考核,鼓励“潜绩”积累,真正让实干者得褒奖、有舞台。
第二,强化价值引领与能力培训,筑牢思想与能力根基。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深入阐释科学政绩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同时,加强乡村治理专业化能力培训,提升其运用法治思维、协商民主、信息化手段及群众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本领恐慌”,将科学政绩观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行动。
第三,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因地制宜探索。充分赋权于基层,鼓励县乡两级在遵循中央总体部署的前提下,大胆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治理模式。保护和发展乡村多样性,总结推广那些接地气、有实效、群众认可的“土办法”或“新创造”。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探索、勇于负责的干部卸下包袱、撑腰鼓劲。
第四,健全多元协同机制,激发内生治理活力。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畅通农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新乡贤等参与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提升其专业服务能力。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搭建便捷高效的参与平台,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
总之,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科学政绩观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主线。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精神,牢固树立并忠实践行科学的政绩观,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创新基层治理路径,方能扎实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既是新时代赋予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使命,也是其必须回答好的关键课题。
锚定现代化,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胡 燕
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正值“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扬帆启航的关键历史节点。作为“十五五”时期的开篇之作,文件不仅延续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更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坐标系下,深刻回答了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提质增效、精准帮扶、体制创新,实现乡村从“温饱”向“美富”的跨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文件在多个篇章中体现了对“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应用的重视,并在“文明乡风建设”与“产业深度融合”中隐藏了一条关键逻辑,即如何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一、 战略跃迁:从“稳产保供”到“农业强国”的质变
文件首章便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目标。与以往不同,2026年的要求更强调“集成增效”与“智慧驱动”。一方面关注科技新质生产力的硬支撑。文中提到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及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的应用。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正从传统的“汗水农业”向“数据农业”和“生命科学农业”转型。这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确保1.4万亿斤粮食产能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能”的飞跃。另一方面强调常态化帮扶的精准化。从“脱贫攻坚”到“常态化帮扶”,文件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与精准性。通过数据共享和快速响应机制,实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了一套社会治理的“预警系统”,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现代化夯实了底座。
二、 深度解读:文化新质生产力何以赋能乡村振兴
文件第十二条提到“农文旅融合”、第十九条强调“文艺赋美乡村”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从专业视角看,这正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大显身手的领域。所谓的“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如AR/VR、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动能和精神力量。一方面以“数智文化”重塑产业价值。传统的乡村旅游往往停留在“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文件提出的“小而美”文旅业态,需要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注入。例如,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还原古村落的历史场景,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流连忘返。这种“技术+文化”的叠加,能将乡村的自然禀赋转化为品牌溢价,让“绿水青山”通过文化创意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另一方面以“精神文明”重构治理格局。文化不仅仅是产业,更是生产关系。文件中提到整治“高额彩礼”、推行“村规民约”,这本质上是提升农民的文化主体性。通过“文艺赋美乡村”,激发农民自发的创造力,使乡村不仅有现代化的硬件,更有向善向上的软实力。文化新质生产力在此表现为一种“组织力”和“号召力”,降低了乡村治理的社会成本,提升了治理效能。
三、 机制破茧:双向流动与要素激活
文件的第五部分关于“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是实现现代化的逻辑引擎。一方面保持土地制度的定力与活力。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则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要素。另一方面促进人才的“新旧耦合”。文件不仅提到培育“农创客”,还强调了“三支一扶”、大学生乡村医生等专项计划。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正从“输血”转向“造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人”,只有让懂文化、懂技术、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留在乡村,文化赋能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四、 感悟与展望:把农村建成现代生活的“向往之地”
阅读这份意见,我最深刻的感悟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农村的“城市化”或“荒芜化”,而是农村的“在地现代化”。文件明确提出“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意味着水、电、路、网、医、教等公共服务要在县域内实现一体化。农村现代生活既需要保留乡村的田园牧歌和乡愁记忆的文化基因,又接入现代文明的便捷高效技术基因。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这份文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的农村美好蓝图。以科技新质生产力稳住“粮袋子”和“钱袋子”,以文化新质生产力点亮“脑壳子”和“命根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农业将成为现代化的大产业,中国农村将成为安居乐业的宜居家园,中国农民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身份。
锚定目标,砥砺奋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从“垃圾围村”到源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政策解读与完善建议
李长军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中央一号文件将“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明确提出了“解决好垃圾围村问题”“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健全收运处置常态化运行保障机制”的具体要求。这标志着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已从阶段性整治转向系统化、长效化治理的新阶段。
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日益凸显,“垃圾围村”现象不仅是视觉污染,更直接威胁农村生态安全和居民健康。当前农村垃圾分类机制构建不完善,已成为制约源头减量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尽管多数地区已初步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但其设计偏重于垃圾产出后的空间转移与末端处置,在源头减量方面的制度引导和机制建设明显不足。
具体来看,当前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分类体系缺乏农村适配性,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环节,缺乏贴合农村实际的分类标准和边界的分类设施,未契合农村生活垃圾 “厨余占比高、可回收物分散、有害垃圾量少” 的结构特征,部分村庄即便配备了分类垃圾桶,也多是“形式化摆放”,没有配套的宣传引导和监督约束,村民不清楚分类、不愿主动分类的现象较为普遍。二是一次性用品滥用现象普遍,在农村社会交往与市场交易场景中,一次性用品已深度嵌入日常实践。红白喜事等集体聚餐活动中,塑料碗碟及一次性筷子的使用率极高;集市、小卖部等零售场域中,免费提供塑料袋仍是普遍做法。从源头减量的角度看,这些一次性用品直接制造了大量本可避免的垃圾。大量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不仅增加了垃圾总量,更因材质混杂、易污染等特点,给后续分类处置带来巨大困难。
为此,为实现“源头减量”到“资源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第一,发挥农村社会结构优势,完善分类动员与参与机制。村委会具有较强号召力和组织力,应充分发挥其在垃圾分类中的主导作用,结合村规民约、道德评议等形式,调动村民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利用“熟人社会”中村民“爱面子”、重声誉的心理特征,通过公开评比、示范户评选等方式,逐步培育村民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第二,利用农村空间与资源条件,构建就地化、可视化的分类处理体系。农村地区通常具备较为充裕的场地条件,可因地制宜建设小型分类收集点、阳光堆肥房、生物发酵池等设施,实现厨余垃圾、农业废弃物等有机垃圾的就地协同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通过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并返还农田,形成“分类—处理—利用”的闭环,既能提升村民对分类成效的直观感受和成就感,也能增强其持续参与的意愿。第三,设计符合农村特点的激励与责任机制。农村居民对经济激励较为敏感,可探索推行“积分兑换”“绿色账户”等激励模式,以生活用品、农资产品等作为兑换内容,增强参与的获得感。在责任落实上,可推广“门前小桶、户户分明”的投放模式,便于责任追溯与行为监督,结合定期公示、邻里评议等方式,逐步形成“分类有责、投放有据、监督有效”的治理格局。第四,强化一次性用品治理,推动源头减量。在集体聚餐场合推广可重复使用餐具的租赁服务,在零售环节推行环保袋替代计划,逐步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同时,可通过适当收费、以旧换新等经济手段引导行为改变。
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为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政策从“源头减量”到“常态化运行保障”的全链条设计,体现了系统治理思维和长效治理导向。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完善,不能只盯着末端处理的“硬设施”,更要关注源头减量的“软环境”;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单打独斗”,更要激发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协同共治”。只有将政策要求转化为符合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生活的具体实践,才能逐步破解“垃圾围村”困境,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民生保障体系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陆万军
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026年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指导“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凸显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文件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为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一宏伟进程中,不断强化民生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行稳致远的 “压舱石”。没有广大农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和稳固的民生底线,乡村振兴就将失去根基和活力。因此,必须聚焦短板弱项,精准施策,着力构建起覆盖全面、层次分明、运行高效的乡村民生保障体系,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首先,完善数智时代防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守住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和基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贯通省、市、县、乡、村五级的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实现与教育、医疗、住建、水利、民政、人社等部门数据的有效对接和实时更新,科学设定并动态优化包含收入水平、就业状况、医疗支出、教育负担等多维度的监测预警指标,要建立健全基层网格员日常走访与信息系统智能筛查相结合的核查机制,实现对贫困人口和贫困边缘人群的有效识别和干预。一旦系统识别出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要确保预警信息迅速推送至基层工作人员,并建立严格的限时核查与响应流程。经核实后,需根据具体返贫风险成因,及时启动并精准实施产业帮扶、就业援助、综合保障等针对性措施,形成“监测-预警-核查-干预-评估”的闭环管理,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不断提升帮扶的精准度和实效性,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其次,稳步提升保障水平与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农民民生福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标准,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科学确定与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财政能力相协调,逐步缩小城乡保障标准差距。关键是要压实各级政府支出责任,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区域的倾斜支持力度,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同时,要积极创新体制机制,有效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慈善资源参与农村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养老、托幼等领域的规范应用,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可持续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民生保障网织得更密实、更牢靠。
同时,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要聚焦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农村教育质量。要深化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强化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要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和日间照料服务。此外,还需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及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通过持续努力,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并轨、标准统一,让农民能够就近享有更加优质、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提升农村生活品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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