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6日，由江苏省高端智库培育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整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新征程与资源环境政策”主题展开广泛研讨交流。
洪银兴：加大资源环境投资，保障绿色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千年大计。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对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绿色持续发展不能停留在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上，还需要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投资。要实现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投资，必须在资源环境的发展研究中引入并且厘清四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及其与资源和环境投资间的关系。
一是要素的边际收益。在自然资源供给数量固定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劳动、资本等可变要素数量来获得更多的产量和报酬是有限的，达到一定程度边际收益就会为零甚至是负数。要克服和缓解边际递减的趋势，唯一的可能就是要对自然资源进行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增加自然资源供给和提高它的品位和质量。自然资源匮乏的唯一判断是成本，而不是实物的稀缺。要从自然界取出资源，就要给自然界投资。经济越是发展，对自然资源供给条件方面的投资越重要，因为它的目的是改变自然资源质量和供给条件。
二是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马克思强调，在土地价格中，土地资本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自然力不仅需要补偿，还需要投入资本，建立人们合理利用自然力的有效机制。土地资本的收益归属应该遵循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即谁投资谁就拥有土地资本。另外，土地流通也是土地资本价值实现的一个途径，土地资本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流通。把土地资本原理进一步推广到自然资源领域，只要是向自然资源的投资都会形成相应的资源资本。比如，改善资源环境投入形成的环境资本，提高矿物品位投入形成的矿物资本，改善水质的投入形成水资本等。在投资主体多元化条件下，要调动各个方面对自然资源投入的积极性。激励手段包括：投资收益必须归投资者所有，要保证自然资源的经营者（投资者）能够在经营其所投资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期间得到投资收益，以提高其向自然资源投资的积极性；调整资源价格体系，水资源、矿产品和能源的价格要考虑到资源成本。
三是生态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不能为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既没有真实反映预防环境污染的费用，也没有涉及到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耗与折旧以及环境退化的损失费用，恰恰给经济发展产生了错误的导向，直接导致了以环境资源存量和质量迅速恶化为代价的虚假繁荣。现在明确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应该是包含环境、生态和质量，也就是生态财富的内容。现有GDP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调整：在GDP中要扣除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为此而支付的成本的扣除；生态投入以及相应的生态产出应该计入GDP，其中包括类似于土地资本的生态资本。
四是资源产权。避免自然资源公地悲剧的关键是要有排他性的产权制度，改变人们对公共财产的过度使用现象，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做到两点：第一，要明确产权主体是产权制度的核心，既涉及产权归属又涉及产权责任；第二，要明确使用资源就要向产权主体付费，这样就可以防止滥用资源。因此，凡是能够明确私有产权的尽量明确其私有产权，从而使自然资源能够得到私人产权利益的关心。对一些仍然保持国有产权的自然资源也要克服公地悲剧，必须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好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职责。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因为公有地、公有资源实际上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它的产权责任，因此考核评价就要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对领导干部要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作者为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王一鸣：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之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着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指经济发展摆脱对高消耗、高排放和环境损害的依赖，转向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排放减少和环境改善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倒逼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巩固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态势，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之路。
中国推进全面绿色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挤压式”工业化带来污染物排放的集中释放。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挤压式”特征，各种工业品生产在短时期内爆炸式增长并在多个领域达到史无前例的生产规模。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温室气体和废弃物，这不仅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治理成本。二是能源结构调整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面临挑战。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特征，使得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碳和能源的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三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价值链提升任务艰巨。基础制造能力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工艺流程创新、数字化管理等方面能力仍显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仍面临较大压力。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期，近年来部分污染物排放已跨越峰值进入平台期，但排放规模仍居高不下。
中国绿色转型需要构建全方位对策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牢牢把握“全面”这个关键，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入手，综合施策，久久为功。一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二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三是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继续开展污染防治行动，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排污权市场化交易。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四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五是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确权登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院）
潘家华：中国“碳中和”之路该怎么走
“碳中和”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加速低碳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落实巴黎协定目标、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意义重大而深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该目标的提出强力助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的历史潮流，但对于中国来说，面临比欧美发达国家更为艰巨的挑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么，中国碳中和之路应该怎么走？
世界发展格局的中国定位与挑战。2020年12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发展趋于饱和；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初级或中后期阶段，对于碳排放空间需求巨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经迈入工业化后期乃至于后工业化阶段，但60%的城市化率意味着尚有6.5亿农村居民仍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中国提振雄心，对发达国家是一个倒逼，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示范。
发达国家已达峰但减排进程缓慢。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早已达峰，一些早期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以前就已经进入下降通道，但下降速度慢、幅度小。发达国家的排放轨迹表明，在达峰后存在一个高位平台期，而且持续时间较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碳达峰，可能不是单一峰，而是多峰，但我们要尽量缩短高位平台期，加速去碳进程。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达峰后有较长高位平台期且减缓困难，碳排放清零和碳中和绝非易事。
碳中和是人类共同利益和责任。全球变暖趋势持续，地表温度持续上升，气候变化影响日渐深重，这不仅造成社会经济损失，还影响生态系统平衡与发展。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碳中和是人类的共同利益。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积极兑现碳中和承诺，坚持绿色发展，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彰显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合理选择中国净零碳的路径。实现碳中和没有捷径可走，首先要从根本上减碳去碳，调整能源结构，谨防误导误区。二是需着眼于开发风能、水能、太阳能等零碳能源，清零化石能源，发展多赢繁荣与自给自足并举的零碳经济，发展零碳产业，生产零碳产品和零碳消费品，形成资源组合、区域协同、能源互补、空间均衡的格局。三是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提高零碳能源占比。四是提高减碳零碳行为社会参与度，形成低碳绿色发展社会共识。五是推动低碳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改变企业与消费者对高碳能源、产业、产品的认知，推广电动汽车、风电、太阳能等较为成熟的低碳技术，加快生产结构与生活方式调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樊胜根：着力提升全球食物安全水平
饥饿和营养不良是全球性的挑战。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地、生物资源不断退化以及气候变化威胁着农业食物系统，同时食物系统本身又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而弱势群体往往是食物系统风险最直接的受害者。当前，全球超过6.9亿人遭受饥饿，20亿人营养不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具有韧性、可持续、低碳甚至零碳的全球食物系统对于全球的食物安全至关重要。
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零饥饿”目标，全球食物安全需要应对以下几方面的挑战。首先，土地和淡水资源已触发生态红线，将对全球人类的健康、未来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并且将其恢复的成本极高；第二，气温上升导致非洲干旱区的粮食产量断崖式下降，危及世界粮食供给；第三，全世界每年食物损失及浪费严重；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对食物系统的影响已经从生产端、供应端转向了消费端，威胁到弱势群体的食物安全水平。因此，未来需要从消费端推广健康消费理念，从生产端加大科研投入，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更具包容性，实现可持续的全球食物安全。
政策创新引导消费习惯转型。第一，针对不健康、不营养、不可持续的食物消费征收食物税，通过价格机制的调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升营养膳食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膳食结构变得不均衡，部分人群营养不足，有些群体营养过剩；全球方面，红肉摄入过多，蔬菜水果摄入量少，而红肉生产的碳排放最高。食物税筹集的公共资金可以用于支持健康、营养、可持续、低碳食物的生产，增加环境友好型食物的供给。第二，对食品行业进行适度引导和约束，强化健康和营养的食物生产，降低高糖、高脂肪、高油食品生产，为健康消费提供有效供给。第三，不断推行有效的宣传与激励措施，减少粮食浪费与损失，提升食物整体利用水平。
调整食物科研投入方向，实现多赢。技术创新是食物系统可持续的必要投入，关注产量的同时也需要兼顾食物健康与环境健康。一方面可以通过生物强化增加水稻、小麦、玉米的微量元素含量，为消费者提供更均衡的植物基膳食营养；另一方面，研发资源利用强度低的新品种，降低农业生产对水、土地、化肥农药的需求，实现绿色生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强化制度创新，提升食物可获得性。首先，降低性别不平等，提升女性在食物分配系统的决策权，以降低贫困、改善营养不良。其次，扩大生产性社会保障体系，减小重大疫情对低收入人群食物消费能力的冲击。再次，改革低收入人群消费补贴方式，减少价格扭曲，支持有效、包容性和安全的食品价值链。调整目前以降低食物价格为目的的补贴，使食物价格能充分反映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在此基础上，采取包容性的安全食物生产体系支持政策，比如食物补贴、食物券等，以支持低收入群体对健康食物的可获得性。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沈其荣：聚焦技术推广难题，聚力农业绿色发展
由于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的限制，我国农产品整体质量和品位不高。如何推动农业生产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高肥力、无污染的土壤是先决条件。将每年6000万吨养分的有机废弃物转换成商品有机肥，有助于节省50%-60%的化肥。提高土壤肥力和解决病虫害的问题，更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长期以来的商品有机肥推广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步伐。因此，扫除商品有机肥推广的障碍性因素是推动有机肥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的关键步骤。
提升商品有机肥当季增产效果是有机肥的根本。农民是否使用有机肥，主要是判断其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技术上需要将商品有机肥加工成当季作物增产水平与化肥增产效果基本相当的肥料，即包括商品有机无机复混肥、商品生物有机肥和商品复合微生物肥料等在内的商品有机（类）肥料。技术上的关键环节是提升堆肥工艺，降低pH值，开发富含芽孢杆菌和木霉菌的有机肥，一揽子降低作物病虫害发生率，提高有机肥使用的经济效益。
做好科学示范，提高农民对有机肥的认识。解析土壤微生物区系特征，围绕免疫型、解毒型、促生型根际微生物区系的表征，根据经济作物免疫、粮食作物增产和粮经作物解毒的不同绿色发展目标，推广土壤肥力、土传病害、土壤污染的相关知识，让农民能根据农业生产的具体需求从不同的商品有机肥中选择合适的产品。
提升科研水平从源头“净化”食物。针对日益严重的土壤重金属和抗生素含量超标问题，加大研发力度为土壤“解毒”，减少进入食物链中的土壤污染物，真正实现土壤健康和植物健康，降低污染对食物链的危害。
（作者为南京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郧文聚：提高水土资源配置效率
落实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和能源安全三大安全，“十四五”需要通过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优化，大幅提高水土资源配置的效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实现生态屏障的稳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要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要深刻认识大变局。当前人们对生态产品的要求更高；后疫情时代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更加关注；世界政经格局变化对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更多要求；全球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生态安全危机爆发风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可用于生态修复的财力物力日益增多，公众对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参与治理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为加强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利契机。
要科学谋划顶层架构。一是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二是坚持科学治理，分区分类施策，推进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难点，不断加大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力度。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生态修复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
要分类统筹“十四五”攻坚。国土空间整治与生态修复需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通过国家需求引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建议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起来。一是着重治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强防沙治沙与荒漠化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与石漠化综合治理，开展水生态修复，因地制宜推进退耕还河还湖还湿。二是稳妥推进农业空间生态修复。加强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开展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体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治理，稳步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三是大力开展城镇空间生态修复。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开展江河、湖泊、湿地等水体生态修复。四是有序推进矿区生态修复，促进矿区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和增强。五是积极实施海洋生态修复。
（作者为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
沈和：更大手笔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是中华民族两大“母亲河”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脊梁。长江江苏段扬子江流域，产业、城镇、人口相对密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贯彻落实好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指示精神，既要学深悟透，更要落实更具战略性、创造性的关键举措。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始终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放在党中央战略定位和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来谋划，找准时代坐标、前进方向、战略重点，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手笔，奋力“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要进一步突出战略重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坚持全球眼光和国际视野，更大力度推进美丽江苏、智慧江苏、健康江苏、法治江苏、平安江苏、诚信江苏建设，更高水平推进科技强省、制造强省、开放强省、数字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体育强省建设，大幅提升江苏发展的创新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向改革要活力，向开放要空间，向创新要动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不断增强发展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产业创新力、科教支撑力、环境吸引力、品牌影响力、干部带动力，努力在全国发展中争先进位，实现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
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高标准做好数字化赋能现代化大文章。以数字化定义现代化，着力推进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个性化、共享化、绿色化，加快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全面提升数字化能力和水平，努力走出一条有鲜明中国特色、江苏特点、时代特征的美丽江苏建设成功之路。
（作者为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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