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总体要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首先要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浙江大学教授石敏俊认为，生态产品是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的物质和服务，本质上是生态系统向人类社会提供的正外部经济，具有不可分割性和规模门槛，主要取决于质量而非数量。应科学认识自然、人造和人力资本的关系，合理把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基于对绿水青山数量、质量、功能状况及变化的全面客观认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指出，绿水青山是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形象比喻，包括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生态服务、生态产品和生态空间。“两山”转化具有双向性：当绿水青山较好时，可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当绿水青山仍需改善时，需推进金山银山向绿水青山转化。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李周认为，要统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种方式。一是市场方式，凡是可通过市场实现的生态价值都应通过市场实现；二是激励方式，我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均采用激励方式，可推广到更大领域；三是公益方式，主体包括政府、环保组织、企业和城乡居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谭荣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从价值目标、基础制度、政策工具、监管考核四个层次进行系统治理。应重塑生态治理价值目标，建构新的社会理性内涵；重塑治理体制，构建新型央地治理机制；创新核心政策工具，从事后逻辑向事前逻辑转变，与传统政策工具形成协同效应；创新监管技术，以数字化改革推进智慧治理。
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和价值评价机制
生态价值核算和实现紧密关联。李周认为，要完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和监测体系。从长期看，可根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重要性选择指标，建立“主管部门-社区-第三方”三位一体的生态调查监测体系，重视核算的第三方评估。
石敏俊认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科学反映了自然资本潜在价值，可作为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同时，由于衡量了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体系能结合“底线思维”，形成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目标、以生态产品价值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及相应的绩效考核体系。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林坚指出，我国自然资源利用存在产权体系不健全、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价格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自然资源因“无价”或“廉价”无法合理开发利用。应多举措推进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体系建设：一要全国统一布局、政府分级公示；二要逐步建立基于标准地的公示地价体系；三要形成合理的自然资源“价税费”结构；四要建立完善、清晰的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发布机制。
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与交易补偿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是把隐性或潜在价值显化，所以需要路径和机制设计。石敏俊认为，生态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价值实现既要根据自然资本“转化”逻辑，设计市场化路径，也要强化自然资本“保护”逻辑，完善政府调节机制。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要破解人格化、物格化和相互性难题，灵活选用不同交易机制。一是产品化交易。如排污权、碳汇交易等是生态产品替代性交易。二是品牌化交易。绿色、有机食品等，可借助地域和生态品牌进行市场细分与直接交易获得溢价收入。三是迂回型交易。农业景观、传统农艺与古村民俗，可通过门票、住宿及关联产品销售获得溢价收益。当前要重点探索建立农业生态产品物格化财产交易机制。
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马贤磊指出，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的难点是经营开发过程中的收益、成本具有外部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需因地制宜地探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完善交易规则，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显化隐性的生态价值。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杰认为，应构建包括补偿主体、标准、方式和实现机制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区域经济补偿和市场化手段等多元方式。
李周指出，要培育多元化的生态服务付费主体。现实中生态服务的付费主体以政府为主，要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必须动员更多组织和个人充当付费主体。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指出建立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需要克服技术和制度瓶颈，构建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从补偿方式、适用地域、补偿内容等方面，差别化构建水质对赌、双向补偿、水权水价等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要综合测度流域水资源保护利用治理和发展权损失成本，通过府际互信、协商对话、互动调整、共建共享、帮扶援助与评估监督等机制，推动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和流域水资源保护区域协作。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刘聪指出，要发挥自然资源管理引领、支撑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空间；加强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严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构建精准化供给保障体系，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郭杰认为，从资源清查、规划限额到生态产品的生产、交易市场构建，到最后市场价值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一个完整链条。从国土空间布局角度，生态产品的供给与价值实现要采取多种思路。农业空间，可借助生态补偿手段，积极引导农业高效绿色发展；建设空间可实行企业生态管控，增加生态产品供给；生态空间可通过文化、康养功能的适度开发，实现生态溢价。要构建互助机制，实现区域发展空间和利益共享。探索区域差异化考核体系及标准，完善考核机制。
马贤磊认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重要前提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清晰的产权制度体系为明确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主体权责、市场化交易、抵押融资及生态保护补偿等提供最基本规则。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应着重关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规范，自然资源资产的委托代理机制和权利权能体系等方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撑。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陈诗一指出，在经济绿色转型时期，绿色金融发挥着扭转资源错配与管控生态环境风险的中枢作用。应构建绿色金融的政策与市场体系，加快区域绿色金融一体化发展，推进绿色金融地方试点与国际合作。要通过优化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绿色金融产品交易市场，统一绿色标准；发展金融科技，重塑竞争力新源泉；建立绿色核算和跟踪评价框架体系；推进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建设；发挥绿色金融支持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作用；关注双碳目标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建立气候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冯淑怡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整体发展形势向好，但在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依然存在很多难点痛点，资源环境治理仍任重道远。应在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基础上，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开展政策制度创新，允许试错、及时纠错、宽容失败，加快破解现行制度框架体系下深层次瓶颈制约，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取得实效，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需要消耗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研究员郧文聚认为，在土地粗放利用、效益低下的时代背景下，应以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为手段，全面实施节约集约用地战略并提升其政策地位，这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根本保障。他提出，创新驱动能增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自然资源的水平，要依托科技创新全面增强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开发利用、保护修复的科技支撑力量，推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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