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石敏俊
【核心观点】通过对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者关系学理上的梳理，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强调三类资本的有机结合，可以有力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高政策的可复制与可操作性，使政策实践走得更远。
中国经济时报：绿色发展，特别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其中广泛涉及到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及人力资本的配置问题。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
石敏俊：“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大流派，即强可持续性与弱可持续性理论的理解是不同的。强可持续性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自然资本的损失不能用人造资本来替代，应当保持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降低。但弱可持续性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减少可以用人造资本的累积去弥补或替代，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弱可持续性理念扎根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以索洛-哈特维克的研究为代表，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具有可替代性。只要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总量不减少，自然界向人类社会提供服务流量的能力就不会降低。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可以克服自然资本减少导致的增长极限。由此提出了弱可持续性的度量准则和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哈特维克准则，要求保持净储蓄或净投资大于等于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测度方法或指标，比如绿色GDP、绿色国民储蓄和包容性财富指数等。
不同于此，强可持续性理论则认为，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强可持续性强调自然界和生态系统的极限性，重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制约，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不得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可持续性理论认为，关键自然资本的损失不能用人造资本替代，应当保持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降低。强可持续性理论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强调关键自然资本存量的保护，采用物理数量指标，对关键自然资本存量进行测度，包括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足迹、行星边界等方法。二是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功能转化为生态服务价值进行测度，提出了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等方法。
绿色发展，特别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其中也涉及到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绿色发展既要绿色，又要发展，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经济绿色化要求减轻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负荷，改善环境可持续性，使得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实现脱钩。绿色经济化要使绿色生态成为产品附加价值的组成部分，让绿色发展有利可图，生态优势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然而，纯天然、原生态的自然资本并不能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只有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起到改善消费者福利的效果，使生态产品价值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和接受。具有生态优势的区域，更应重视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能力。
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两者关系的政策涵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绿色化方面。由于人造资本不能替代自然资本的减少，因此要遵循强可持续性理念，加强自然资本保护，确保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减弱，经济活动不得超越自然承载力，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脱钩，改善环境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人造资本可以促进自然资本保护，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克服自然资本减少带来的影响。二是绿色经济化方面。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不仅是可以替代的，而且是互补关系。基于弱可持续性理念，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强调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原生态的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优势，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通过对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者关系学理上的梳理，对于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可以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提高政策实践的可复制性、可操作性，从而使得政策实践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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